63%的农村孩子没上高中,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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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统计局2017年数据显示,中国全年人均 GDP 已达 8836 美元,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。但同时,拼多多的爆红,披露出的是大部分活跃用户收入阶层为 5500—12000 元人民币之间, 折合美元约 900—2000 美元,仿佛扯下了经济的遮羞布。依旧庞大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体,中国该如何跨过中等收入国家陷阱?

 

 

 

说起斯坦福大学的罗斯高教授(Scott Rozelle),大家或许有点陌生。但说起一篇曾在网络上疯传的文章:《现实是有63%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,怎么办?》,应该不陌生。这背后是罗斯高教授团队对中国农村多年的研究成果。

 

(截图自网络)

 

从80年代起,罗斯高已经开始研究中国问题,如今是斯坦福大学弗里曼·斯波利国际研究所(FSI)高级研究员、中国问题学者、发展经济学家。

 

(罗斯高教授在一席的演讲)

 

农村孩子如果没上过高中,这意味着什么?这会给中国的产业转型和社会发展带来什么问题?科技又能如何帮助这群孩子呢?密探在斯坦福中国访问学者 2018 年学术年会上跟罗斯高教授进行了交流。

 

跨过中等收入陷阱,劳动力要有高中水平

 

“如果你从北京去西安,350公里的高铁,一下子就过了。高铁代替了乡间小路,农村问题‘看不见’了”。

 

回忆起农村问题,罗斯高教授说,自己80年代去中国,发现农村问题更容易看见。当时大部分人都是从农村出来的,无论去哪个地方,车子也更容易经过农村。但是现在,农村问题已经“看不见”了。

 

但是,看不见并不意味着不重要。相反,罗斯高教授认为,在研究中国人力资本发展跟中国未来发展的过程中,最大的问题,就是农村教育的问题。

 

 

罗斯高教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表示,中国在当前阶段,确实不需要所有孩子都进入大学,甚至无需高中毕业也能找到工作,比如装配 iPhone。他还记得,自己初中时每到夏天会去工厂工作,因为工厂的工人夏天往往会放一周的假。当时美国工人工资高,因为没有国际贸易,也没有机械化。

 

但是,如今美国高工资的工作都需要高技能。像工地、工厂这些低技能的工人工资越来越低,稍微需要一点技能的工作,都需要高中相等学历。

 

比如,罗斯高教授说,自己最近需要给车换零件,帮忙处理的工人用电脑上网订零件,也在网上跟客户交流。后来一问,这位工作人员是社区学院毕业的(community college,大致相当于国内的大专)。

 

“中国20年之内,就会出现美国过去50年的情况。”

 

罗斯高教授指出,中国工厂机械化水平非常快,一旦机械化,500多万初中学历毕业生,就可能面临失去工作。如果中国想从中等发展收入国家迈入高等收入国家,而不是陷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(middle income trap)的话,劳动力必须要有高中水平以上。

 

密探稍微解释下“中等收入陷阱”困境,指的是那些过去以廉价劳动力为吸引力的国家,在其经济迈入中等收入国家后,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。那过去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,如果无法完成产业价值链提升,也无法进入快速增长的、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产业和劳务市场,可能面临的是经济增速的下降甚至经济的倒退,导致该国家不能过渡为高收入国家。

 

从更广阔的国家来看,罗斯高教授举例,过去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当中,像韩国、以色列、台湾、香港等,10个里面有7、8个是具有高中学历的毕业生,这有助于完成产业升级后带来的劳动力升级。比如70年代韩国纺织业很发达,但纺织女工们除了白天工作,晚上还上夜校进修。纺织业转移后,曾经的纺织女工就进入了服务业,成为了办公室坐班的会计等,顺利转工。

 

“中国当前10个劳动力里,大约3个人上高中,7个人是没有上过高中的。现在没有问题,但是20年后,会是个大问题。”

 

读不到高中?前1000天很关键

 

在罗斯高教授这番言论出来后,不少人质疑数字:我们周围高中生的比例,不是很高吗?

 

罗斯高教授指出,2005年,中国 15—17 岁年龄段的孩子有 50% 左右上高中;今天大约是 90%。从 2005 年到 2014 年,中国增加了 1000 万的高中生,确实快速地增加。但是这属于有城市户口的孩子:城市户口孩子当中,有 93% 上了高中,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。即使在美国,比例是 91%,而德国的比例,也只有92%。

 

但是,中国 100 个孩子里,75% 是农村户口,25% 才是城市户口。虽然不少孩子住在城市,但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有城市户口。

 

可见,在中国当下极高的高中教育比例当中,从更庞大的农村孩子人口来说,是不足以概括的。这也是为什么当初罗斯高教授的结论是:有 63% 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。(注,这个数据已更新至 50% 左右)

 

为什么这些农村孩子无法接受高中教育呢?不是他们不想,而是能力无法达到。罗斯高教授和团队进行多年的追踪后发现,有两个要素很关键。一个是:孩子出生后1000天的认知能力培养;第二个是,小学阶段学习能力。

 

(罗斯高教授在学术年会现场)

 

从孩子的认知能力来看,罗斯高教授指出,据芝加哥大学相关研究,孩子出生后1000天,对于大脑的培养是极为重要的。孩子 90% 的IQ,是这段时间发展起来的。而且,如果 IQ 基础不好,会发展不出更好的 EQ。EQ 包括耐力、个性等多个指标,EQ 弱的话,综合下来会导致孩子学习能力弱,导致越来越难读到高中了。

 

这并不是父母不希望孩子读高中。相反,罗斯高教授团队在多地访谈当中,有 17% 的农村父母表示,希望孩子能够读到博士学位。

 

但是,中国极大多数农村的现状是:农村父母不了解如何“刺激”孩子的大脑发育。

 

这并不怪父母。因为多年来农村父母在自己这一代被养育成人的过程中,其实是按照农民的目标去培养的。孩子只需要达到:健康、茁壮,日后能够种田,帮忙干农活即可。显然,目标跟养育现实的差距,导致了孩子日后的成长和教育轨迹,依旧难以改变。

 

不过,罗斯高教授认为,根据大脑发育理论,均衡营养(nutrition)和科学养育的刺激(nurturing stimulation),可以改变大脑基因的表达。

 

如今中国农村孩子 0—3 岁的 IQ 发展能力如何?团队在西安省商洛市、安康市、汉中市三个市进行调查发现,1000天的孩子,有53%认知能力低下,没有发展好,而6个月时,有29%是认知能力低,可见是越来越“差”。

 

为什么呢?原因:农民不会培养一名现代大学生,不会“刺激”孩子大脑。

 

罗斯高说,比如跟孩子说话、一起玩玩具,给孩子读书,这些都是“刺激”大脑的方式。所以,团队到农村里培养妈妈跟孩子交流,第一个月,妈妈们可能还会觉得很不好意思,但是三个月之后,这些妈妈却是最相信“刺激”理论的,因为她们看到孩子的反应是积极的。

 

第二个缺乏学习又怎么理解呢?罗斯高团队追踪了八年的城乡孩子学习能力发现,如果以四年级的数学成绩来看,四年级的农村孩子其实只相当于城市孩子二年级的数学能力。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学习能力的差距?

 

团队十年的调研结果显示:27%的农村孩子贫血;33%的孩子有寄生虫;25% 近视的孩子没戴眼镜;三分之二的孩子,都有或多或少的健康和营养问题,这些都导致了小学阶段就开始落后。

 

尽管如此多的问题,罗斯高教授坚信一项项都可以解决。

 

比如,针对营养和健康问题,罗斯高教授已经在国内为 60 个村庄的孩子提供营养包;为 60 个村庄的家庭,每家提供两本书,让妈妈给孩子读书;针对母亲不会“刺激”孩子大脑的现状,发起 26 个星期培训母亲和奶奶的计划,让孩子跟妈妈、奶奶一起在农村修建的养育中心玩耍。

 

(罗斯高教授在学术年会现场)

 

科技能帮什么忙?

 

如今这个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,科技能帮上什么吗? 罗斯高教授回答,当然可以。

 

正如前面说的,美国一名修车工人,可能都需要懂如何用电脑操作,下订单。但中国的现实是——“数字鸿沟”依旧很大。城市家用电脑的拥有率接近80%,然而在许多农村地区,这个数字大约是 2%。部分贫困地区孩子可能从未见过电脑。因此,缩小“数字鸿沟”对农村孩子参与未来劳动力市场,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至关重要。

 

意识到这个问题后,罗斯高教授团队发起了“计算机辅助学习计划”(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,以下简称CAL)。这是什么计划呢?

 

2011 年起,团队重点展开了 9 项大型随机干预试验。团队给每个干预学校安装 6 到 8台装有数学学习软件的电脑,学生每周会花两到三个小时使用电脑教学。干预之前,每个年级教师需要参加为期3天的强化培训课程。据罗斯高教授介绍,CAL 曾经在美国、印度等多个国家此前都有相关研究证实,用计算机进行辅助学习是能够提高孩子成绩的。

 

(图片来自CAL计划)

 

实验发现,孩子在数学、语文、英语这三科上,都出现了显著的成绩提高。团队还发现,数学分数的最大改进发生在经济上处于最不利地位的学生中。可见,这足以弥补经济因素对孩子带来的影响。比如三年级学生的标准化数学分数提高了近0.15标准差,五年级学生提高了0.11至0.12,这一进步幅度相当可观。

 

“如果按成绩提高的标准差来看,美国、印度提升的标准差大约在0.1,而中国达到了0.15左右。” 这是非常显著的改善。

 

成立社会企业,100万孩子用上OCAL

 

尽管 CAL 的结果让团队振奋不已,但是过程中需要派人到学校指导,存在人力、距离,如何让习题更加丰富等多个问题。

 

2016年3月起,CAL 计划正式发展为 OCAL for 1 Million(Online-CAL for One Million),用罗斯高教授的话说,希望让100万个中国农村孩子都用上计算机辅助学习,改善学习成绩和能力。

 

OCAL 跟 CAL 有什么不同呢?首先从题目的设计上来看,是以游戏特征为主的网络在线学习软件,学生根据使用角色,像冒险岛一样的游戏,打怪通关,获取金币。而那些“怪”,就是各种学习中的题目。如果答对了,可以获取金币,答错了,系统会告诉学生为什么错。系统还会根据难度进行下一关题目的设计。

 

从学习效果来看,OCAL 比 CAL 变得更让人激动:达到了 0.45 个标准差,至少是 CAL 的两倍。罗斯高教授分析,原因可能有两点:第一,生动、有趣的情景带入,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动力,第二,在一个在线互动的环境中,同班学生之间的互动,排位比较,带来了竞争,提升了学生使用这款软件的效率。

 

从2016年3月开始,OCAL 已经在中国 45 个学校开展了干预实验,其中 30多所学校位于陕西,剩下的 11 所遍布中国各地,比如福建、重庆、江西、贵州、辽宁、河北、四川等。

 

按照罗斯高教授希望,今年将继续升级改进这款软件,包括设计指导手册,让学生跟老师更方便使用;今年9月起,着手成立基于 OCAL 的社会企业,用企业的运作方式推动学生人数迅速走向一百万。

 

希望到2020年,项目覆盖 100 万个农村贫困孩子。” 这就是 OCAL 和罗斯高教授团队的愿望和目标。

 

跟罗斯高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聊完,小探深深佩服罗斯高教授三十多年不遗余力地扎根中国教育问题,还是围绕农村教育问题的决心和行动。发现问题并不难,但难的是三十多年的坚持,围绕问题找到众多解决问题的办法。密探欢迎有社会企业经验的研究机构、公益机构、企业跟密探联系,密探会转达给罗斯高教授团队,促成 OCAL 计划。

 

(对于本次采访,感谢斯坦福中国访问学者2018学术年会支持,本次年会由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资助,斯坦福大学中国学者联合会学者部主办、斯坦福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博后部主办。)

 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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